文/杨青云
(鳳凰新聞網絡電視台徐建国讯【作者简介】杨青云，曾用名杨晓胜，笔名梅雪、汝愚等。常驻北京。著有《范曾论》《范曾新传》《孔祥敬诗论》《周恩来研究》《范曾诗魂书骨美学思想窥探》《贾平凹美术论》《李德哲美术论》《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简论》《北京虎王马新华论》《忽培元新论》《王阔海新汉画初探》《北京诗歌概念书系理论上卷》《樱花结》长篇小说等。现为范曾研究会会长，北京周馆筹秘书长兼《周公研究》新媒体总编。)
在当代诗歌谱系中黄河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精神地标。从《诗经》“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的古朴吟唱，到光未然“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激昂战歌，这条河流早已超越地理存在，成为承载民族记忆与精神密码的文化图腾。
被称为黄河诗人马华松的《黄河颂》没有重复单一的颂歌范式，而是以黄河诗学特有的叙事张力，打破线性叙事的桎梏，用碎片化的情节拼贴与丰沛的语言肌理，将一条河流的命运与一个民族的沧桑融为一体，在“命运抒写”的维度上，完成了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精神高度的伟大诗史。
笔者始终强调文学是灵魂叙事的精神大美，认为真正的好诗应当穿透语言的表层，抵达存在的本质。
解读马华松的《黄河颂》首先要把握其在叙事结构上的突破，它没有遵循“起源——发展——升华”的传统叙事逻辑，而是将黄河故事拆解为无数个独立又关联的叙事碎片：从“天龙出雪域”的地理溯源，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文明印记；从“冷兵器的刀伤”到“热兵器的弹痕”的苦难记忆，再到“三门峡大坝”的当代辉煌。这些碎片如同黄河岸边的卵石，被诗人以情感为线索串联起来，形成一种“多声部”的叙事效果，恰如“优秀的文本总是在断裂处隐藏着更深的连接，在碎片化中构建起更广阔的精神空间。”
这种叙事碎片化的处理，让《黄河颂》摆脱了传统颂诗的刻板与空洞，诗人没有平铺直叙地讲述黄河的历史，而是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意象碎片进行聚焦：“昆仑山的巍峨，壶口的壮观，三门峡谷的惊险，中流砥柱的伟岸”，四个意象并列呈现，无需过渡与衔接，却在读者心中勾勒出黄河从源头到入海的雄浑身姿；“女娲补天、黄帝铸鼎、大禹治水”，三个神话故事浓缩了华夏民族的创世记忆，让河流与神话相互印证，赋予黄河超越时空的神圣性。
这种碎片化叙事并非随意的拼凑，而是诗人对黄河诗学叙事张力的精准把握，每一个碎片都是一个独立的情感节点，当这些节点相互碰撞、叠加，便产生了远超线性叙事的艺术感染力，正如黄河奔涌中产生的漩涡与浪花，看似无序，实则蕴含着更强大的生命力。
《黄河颂》的叙事碎片之所以能产生强大的张力，关键在于诗人用丰沛的语言为每一个碎片注入了厚重的情感与文化内涵。在描绘黄河的自然形态时，诗人运用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语言：“头枕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脚蹬碧波万顷浩瀚大海，雄浑的躯干九曲蜿蜒，奔流的血液汹涌澎湃”，“头枕”“脚蹬”的拟人化表达，让河流瞬间拥有了顶天立地的人格形象；“千万条筋脉心心相连，强健的臂膀尽情向两岸伸展”，则将黄河的支流比作人体的筋脉与臂膀，既写出了河流的地理特征，又暗喻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凝聚力。
在书写历史与文明时，诗人的语言则充满了历史的包浆感：“一处处文明遗迹，一个个传奇故事，宛如一颗颗具有浓郁历史包浆的晶莹珍珠镶嵌在母亲胸前”，“历史包浆”一词精准地传达出文明遗迹的厚重与珍贵，将抽象的历史具象化为可触摸的珍珠；“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璀灿历史在母亲怀抱赓续绵延”，“赓续绵延”四字凝练而庄重，既写出了文明的传承不息，又饱含着对黄河母亲的敬畏之情。而在刻画苦难与抗争时，语言则变得铿锵有力、饱含悲愤：“冷兵器的刀伤还没愈合，热兵器的弹痕疮痍遍体，悲愤的怒火燃烧胸膛，带血的泪水溢满河床”，“刀伤”“弹痕”“怒火”“泪水”等意象密集出现，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让读者感受到黄河所承载的民族苦难；“《怒吼吧，黄河》铿锵的节拍惊涛拍岸，《黄河大合唱》激越的旋律筑起万众一心驱逐外侮的钢铁屏障”，则将音乐意象与河流意象融合，写出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抗争精神，语言中充满了力量感与感召力。 这种丰盛的叙事语言不仅让每一个叙事碎片都变得鲜活而厚重，更让整个诗歌形成了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本人在评论中常强调语言的留白，认为真正的好诗应当在语言之外留下足够的空间，让读者去填充、去想象。《黄河颂》的语言看似饱满实则处处蕴含留白：“无数次把你仰望，无数次被你震撼，无数次把你捧在掌心”，三个“无数次”重复出现，既表达了诗人对黄河的深情眷恋，又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每一个“无数次”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独特的故事，每一次仰望与震撼，都可能蕴含着不同的情感体验。这种“以丰沛写留白”的语言艺术，正是《黄河颂》在叙事张力上的高明之处。
如果说叙事碎片化是《黄河颂》的结构骨架，那么黄河诗学的“命运抒写”则是其精神内核。笔者曾指出伟大的诗歌总是与一个民族的命运同频共振，它要能写出一个民族的苦难、抗争与希望。
《黄河颂》的核心价值正在于它没有将黄河仅仅视为一个自然景观或文化符号，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生命体”来书写，在河流的命运中映照出民族的命运，完成了一部“民族河流的伟大诗史”。 诗歌开篇便奠定了黄河的“命运主体”地位：“天龙出雪域，奔流走东海；万里入胸怀，颂歌传千载。”“天龙”的意象赋予黄河神圣的命运底色，“奔流走东海”既写出了它的自然命运，又暗喻了中华民族奔流不息的生命历程；“颂歌传千载”则点明了黄河在民族文化中的命运，它始终是被歌颂的对象，是民族精神的寄托。紧接着诗人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串联起黄河的命运：“从识文断字的懵懂少年到知天命的半百愚汉，从对一幅幅图画深情眷恋到一次次身临其境聚焦咏叹”，个人的成长历程与对黄河的情感变化相互交织，既写出了黄河在个人生命中的分量，又通过“少年”到“半百愚汉”的时间跨度，暗示了黄河命运的悠久与绵长。
在书写黄河的苦难命运时，诗人将河流的创伤与民族的苦难融为一体：“丰满的肌体遭受了无数次决堤改道，无数次铁蹄蹂躏，无数次凌辱摧残”，“决堤改道”是黄河的自然苦难，“铁蹄蹂躏”“凌辱摧残”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苦难，诗人将二者并置，让黄河成为民族苦难的见证者与承载者；“黄河没有屈服，母亲不会屈服”，则将黄河的命运与民族的精神意志紧密相连，河流的不屈正是民族不屈的象征。
而在书写黄河的当代命运时，诗人则将河流的变迁与民族的复兴融为一体：“‘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为母亲迎来梳妆的春天，一坝‘锁’东西，清水漾妆台”，三门峡大坝的建设不仅改变了黄河的水文化命运，更象征着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富强的历史转折；“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已经成为亿万人民高质量建设黄河流域的新航标，则将黄河的当代命运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让河流成为新时代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
这种命运抒写让《黄河颂》超越了一般的写景抒情诗，成为一部记录民族精神成长的“诗史”。何况诗史不是历史的简单复述，而是用诗歌的方式重构历史，让历史在灵魂的维度上获得新生。《黄河颂》正是没有罗列黄河的历史事件，而是通过情感的提炼与意象的重构，让黄河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相互映照，让读者在河流的奔涌中感受到民族的沧桑巨变，在诗歌的韵律中体悟到民族精神的传承不息。
除了叙事张力与命运抒写，《黄河颂》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它对黄河多元文化精神象征的挖掘。笔者曾强调真正的文化符号应当是“多义多向度的”，它要能承载不同层面的文化内涵，满足不同读者的精神需求。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文化内涵本就是多元的，而《黄河颂》则通过碎片化的叙事与丰盛的语言張力，将这种多元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黄河颂》长诗中，黄河既是“自然之河”，也是“文明之河”“精神之河”“时代之河”。作为“自然之河”，它“头枕巴颜喀拉山，脚蹬浩瀚大海”，拥有“九曲蜿蜒”的雄浑身姿与“汹涌澎湃”的强大力量，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作为“文明之河”，它孕育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灿烂文明，见证了女娲补天、黄帝铸鼎等神话传说，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作为“精神之河”，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苦难记忆与抗争精神，是“不屈精神的象征”与“砥柱中流的图腾”；作为“时代之河”，它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成为新时代“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
这种多元文化的精神象征，让《黄河颂》具有了广泛的共鸣力。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解读诗歌：地理爱好者可以感受到黄河的自然之美，历史学者可以体悟到文明的传承之重，精神追求者可以汲取到不屈的力量，时代建设者可以看到复兴的希望。《黄河颂》证明了颂诗并非只能是单调的赞歌，它可以有复杂的叙事结构，可以有厚重的历史内涵，可以有多元的精神象征。
《黄河颂》的成功，本质上是“灵魂叙事”的成功，它没有停留在对黄河的表面歌颂，而是深入到河流的灵魂深处，挖掘其与民族灵魂相通的地方；它没有回避历史的苦难，而是以苦难为养分，提炼出民族精神的精华；它没有脱离时代的语境，而是将河流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让古老的黄河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精神活力。
《黄河颂》以碎片化的叙事拼贴，照见了黄河的多元历史与文化；以丰盛的语言肌理，照见了民族的情感与灵魂；以深刻的命运抒写，照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精神历程。在黄河奔涌的涛声中，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一条河流的歌唱，更是一个民族的呐喊与奋进；在诗歌激昂的韵律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诗人的深情，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
《黄河颂》这条“民族河流的伟大诗史”，将如同黄河一样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奔流不息，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奋勇向前。
